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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記者與中國抗戰【下】
時間:2016-10-12 來源:人民日報 作者: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毛澤東思想》(1947年美國《亞美雜志》)。資料圖片

抗戰時期,不少外國記者滿懷對正義和真理的渴求趕赴戰火紛飛的中國,親歷、記錄中國人民艱苦奮戰的崢嶸歲月。他們成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中國也成為他們永遠的家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向世界傳播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王永娟

“與其咒罵黑暗,不如燃起一支明燭。”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用一生詮釋了這一箴言。作為一名進步記者和作家,斯特朗一生都在追求革命,蘇聯、中國、墨西哥、西班牙、危地馬拉……都能看到她的身影。斯特朗共訪問中國6次,并在中國度過了一生中最后一段時間,因為“中國才是我愿意度過后半生的地方”。

1925年,斯特朗首次訪華,正值大革命時期。兩年后,大革命受到殘酷鎮壓,斯特朗又一次趕到中國,滿懷悲憤地寫下《千千萬萬的中國人》一書,向全世界報道國民黨蔣介石對中國革命的叛變和鎮壓。

1937年底,斯特朗決定回到中國,因為“中國人民終于聯合起來抗擊日本了,而這是對人類前途最重要的革命斗爭”。1938年1月,經過艱難的旅行之后,斯特朗到達了山西五臺山一個在任何地圖上都沒有標記的村落,這里駐扎著八路軍總部。她在八路軍總部住了10天,寫成了《人類的五分之一》一書,向全世界人民預告:中國抗戰必勝!

1946年6月,抗戰勝利后,斯特朗第五次訪華。這時,她已是61歲的老人。她此行的目的地是革命圣地——延安。她遍訪了各個解放區,并在延安住了幾個月。她和解放區的戰士們一起吃小米飯、一樣住窯洞,并多次會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

因為這次訪問,斯特朗還獲得了“紙老虎女士”的綽號,一切皆因當年8月,毛主席和斯特朗談話,發表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并由斯特朗迅速向世界傳播了這一名言。

9月11日,斯特朗離開延安到華北、東北進行采訪。她每天都向美國發去新聞電訊稿,在幾十家美國報刊發表。

1947年初,斯特朗乘美國最后一架飛機離開延安。1958年,經歷幾番周折,沖破重重阻力,斯特朗終于在73歲時第六次訪華。當時她患有帕格特后遺癥,只得借助拐杖行走。這一次,她留在了中國。在此后的12年中,斯特朗恢復了健康,走遍了大半個中國,最遠到達海南島和西藏,創作了《中國為糧食而戰》《西藏見聞》《西藏農奴站起來》等書,并滿懷激情地編寫了《中國通訊》69篇。她說:“我認為中國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懂得人類應走的道路。”

1970年,斯特朗在北京逝世,享年85歲。她的一生,1/3在美國,1/3在蘇聯,1/3在她稱為“理想的歸宿地”的中國。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斯特朗的墓碑上銘刻著:“中國人民的朋友、美國進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之墓”。

【哈里森·福爾曼】

相信人民是爭取抗戰勝利的決定性力量

何佳璽

埃德加·斯諾和他的著作《西行漫記》早已被人們所熟知,但被譽為其姐妹篇的《北行漫記》(原名《紅色中國報道》)及其作者哈里森·福爾曼,知道的人并不多。

1930年,福爾曼作為一家航空公司的代表首次來到中國,那時他已決心投身于新聞事業。受斯諾的影響,福爾曼對“紅星高照”的根據地極為向往。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他第一次抵達陜北蘇區,采訪了正準備奔赴抗日前線的中國紅軍。他贊賞中國共產黨關于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滿懷崇敬之情。

1940年,福爾曼作為《紐約時報》、英國《泰晤士報》和英國國家廣播公司駐中國記者,再次來到中國。1944年5月,福爾曼跟隨中外記者團進入陜甘寧邊區。在邊區采訪期間,福爾曼冒險東渡黃河,進入晉綏抗日根據地采訪,在多個戰場上近距離觀察八路軍的戰斗。在隨軍采訪中,福爾曼還主動拿起武器,親身抗擊日本侵略軍。

從1944年5月31日進入邊區,到同年10月下旬離開延安返回重慶,在這5個月中,福爾曼撰寫了《北行漫記》一書,把他在邊區數月的見聞和八路軍對日本侵略者作戰的事跡寫成故事。福爾曼將目光投向普普通通的八路軍戰士、少先隊員和兒童團員,通過親身經歷和親眼所見,用筆、相機反映了波瀾壯闊的人民戰爭及深刻的政治變革。1944年至1945年之交,《北行漫記》一書出版。一位美國評論家指出,《北行漫記》打破了長達數年的“裝甲封鎖”,把延安和敵后根據地的新面貌如實地介紹給了世界。

福爾曼在《北行漫記》中寫道:“八路軍及新四軍合起來約占全中國對日兵力的1/15,不過共產黨軍隊卻和45.9%的在華日軍作戰。在戰爭的7年中,共產黨打了9.2萬次以上的仗。他們曾斃傷了110萬的日軍,俘虜了15萬的敵人。在同一時期,共產黨死傷超過40萬以上,其中包括535名上校職位以上的軍官。”

《北行漫記》一書也處處傳遞著“人民群眾是爭取抗日戰爭勝利的決定性力量”這樣一種信念。那些“大娘給八路軍送水”“村民自發組成隊伍,將傷員從前線抬往醫院”的照片展示了兵民攜手、互相信任、相互支持的軍民魚水深情。

1944年8月到10月,福爾曼采訪了晉綏邊區,記錄下了那時中國軍隊和人民共同抗戰的歷程。他將這些照片編輯成書,出版了《西行漫影》畫冊。我們在畫冊中看到了民兵如何自制地雷的照片,見到了身形佝僂卻還背刀扛槍的大爺臉上燦爛的微笑,當然還有福爾曼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珍貴合影,以及他們在根據地的生活點滴。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

將《黃河大合唱》譯成英文傳唱國外

王永娟

作為一個從小就生活在中國的無國籍猶太裔,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對中國的了解不亞于任何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1931年,16歲的愛潑斯坦初中畢業,在《京津泰晤士報》開始了記者生涯。在閱讀《遠東戰線》時,愛潑斯坦被書中的內容和作者的寫作風格深深打動。在對斯諾的不斷拜訪中,愛潑斯坦聽到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根據地的新鮮見聞,看到了《西行漫記》的手稿,由此對中國革命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937年,中國爆發了全面抗日戰爭。天津失守后,愛潑斯坦的家人打算移居美國。然而,經過一番思量后,愛潑斯坦決定:“我要留在中國,看看日本是怎么戰敗的。”

1937年到1938年間,身為美國合眾社記者的愛潑斯坦先后到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等地采訪,特別是在1938年4月,奔赴前線采訪臺兒莊戰役。愛潑斯坦寫道:“臺兒莊大捷是值得紀念的,這有許多理由。它是華北、上海和南京淪陷以后,中國在正面戰場上從敵人手中收復的第一個城鎮。它大大鼓舞了全中國和全世界的人民,使他們相信中國和中國人民有決心戰斗下去,并有能力取得勝利。”

1939年,愛潑斯坦在倫敦出版了第一本著作《人民之戰》。1944年5月,愛潑斯坦作為美國合眾社記者來到延安。多年后,每當他回憶起去延安的經歷總是滿懷深情地說:“這是影響我一生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次重要訪問。”訪問之后,愛潑斯坦完成了他最為重要的著作之一《中國尚未結束的革命》。該書于1947年在美國出版,被譯成德、波、匈等多種文字,向全世界介紹中國的抗日戰爭。

延安之行讓愛潑斯坦和《黃河大合唱》結下了不解之緣,他成為將《黃河大合唱》譯成英文傳唱國外的第一人。他認為《黃河大合唱》是中國人民不屈不撓反抗日本侵略的最強音,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偉大而堅強的精神。他特意向延安有關部門要了一套《黃河大合唱》的樂譜,從此一直珍藏著。這一年,經愛潑斯坦幫助改寫,新華社在延安窯洞向世界播發了第一條英文電訊,從此,世界開始聽到中國共產黨的聲音。

1951年,愛潑斯坦夫婦收到邀請,希望他們能回到中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他們欣然接受邀請,經過49天的海上顛簸,終于抵達了天津港。2005年5月26日,愛潑斯坦病逝于北京,享年90歲。就在病逝前一年,他完成了20萬字的回憶錄《見證中國——愛潑斯坦回憶錄》,表達了自己的信念:“在歷史為我設定的時空里,我覺得沒有任何事情比我親歷并躋身于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更好和更有意義。”

【羅曼·卡爾曼】

抗戰紀錄片

再現烽火燃燒的中國

陳曉琪

羅曼·卡爾曼是當時蘇聯杰出的時事紀錄片制作人,足跡遍及世界各大熱點地區,中國人民轟轟烈烈的抗日戰爭也引起了他莫大的興趣。

卡爾曼在拍攝現場。

卡爾曼鏡頭里毛澤東在窯洞中的形象,被廣為流傳。為了拍攝效果,卡爾曼曾一遍又一遍地讓領導人們從窯洞中走出來;在毛澤東的窯洞內,邊聊天邊用毛筆進行書寫的毛澤東一度“笑場”。當然,這個笑場的畫面最終沒有被編入卡爾曼的成片中,卻體現了不一樣的“影像的真實的力量”。在一段影片中,八路軍戰士們搬出了從日軍處繳獲的槍械武器,并帶著日軍的俘虜對他們進行宣講,俘虜們的臉上沒有恐懼。在片中,卡爾曼刻意給了一個鏡頭,俘虜們興高采烈地接過一支煙,笑瞇瞇地“享受”著。

1937年,卡爾曼奔赴抗日烽火燃燒的中國。日本的入侵直接威脅到蘇聯的安全,卡爾曼要向世界證明中國正在抵抗。卡爾曼長途跋涉來到八路軍所在地,向蘇聯人民介紹這支人民軍隊的組成、建制和高昂的革命熱情。1938年9月到1939年9月間,卡爾曼再次以《消息報》記者的身份投身到中國戰爭前線。他從蘭州駕駛汽車,跑遍湖南、湖北、廣東、廣西,又輾轉到四川與陜北。他手持攝像機出現在前線的各個角落,拍攝了日寇的瘋狂轟炸,也拍下了中國士兵英勇抗擊的情景和中國婦女的不平凡事跡。

1938年10月卡爾曼到達武漢時,正值武漢大會戰,在戰火中他堅持拍攝了戰時武漢的景象,敵機轟炸工人住宅區,中國軍隊撤離武漢等。接著,卡爾曼轉赴湖南,拍攝了前線士兵的戰斗生活以及日軍俘虜營的生活情況。

1939年5月,卡爾曼到達延安,拍下了不少珍貴的影片素材。在離開延安前的一天,卡爾曼特意到楊家嶺拍攝了毛澤東一天的活動情況。他不僅記錄了毛澤東看文件、寫文章等工作情形,以及工作之余的散步、休息情形,還拍攝了毛澤東與農民交談以及在抗大三周年紀念大會上檢閱隊伍的情形。這些珍貴的電影文獻資料,其中很多場景廣為流傳。卡爾曼還得到毛澤東用毛筆為他書寫的《七律·長征》詩詞。他記述這段歷史時說:“我緊緊地握住毛澤東的手,這是人民領袖親手書寫的一首關于最偉大歷史功勛的詩詞,我感受到這將是我從中國帶回國的最珍貴的禮物。”

在延安短短20天里,卡爾曼拍攝了延安的方方面面。他十分珍視他在中國拍攝的紀錄片,希望“有朝一日,勝利了的中國人民會在復興的國家檔案中找出這些影片來……”

回國后,卡爾曼編輯了兩部反映中國人民對日抗戰的紀錄片《中國在戰斗》與《在中國》,還根據自己的拍攝經歷寫作并出版了一本“電影記者筆記”——《在中國的一年》。扉頁上注明:“僅以此書獻給英勇的中國人民”。

【詹姆斯·貝特蘭】

唯一全程報道

西安事變真相的西方記者

王佳妮

詹姆斯·貝特蘭,曾采訪過多位中國共產黨領袖。他曾非常自豪地說:“我是第一位訪問延安的英國記者。”

抗日戰爭初期,貝特蘭接受毛澤東的邀請訪問延安,毛澤東曾多次接見他,并就他提出的各種問題發表了重要講話,即《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并被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隨后,貝特蘭前往晉南八路軍總部和120師采訪,并冒著生命危險隨一支小分隊遍訪華北戰線前沿地區。

貝特蘭最初是在倫敦《泰晤士報》工作。1936年11月,貝特蘭來到中國。西安事變發生時,貝特蘭還在北平。12月12日夜,他從燕京大學的一個同學帶回來的印刷品里得知發生了西安事變。通過斯諾的幫助,他于12月27日到達西安。一直到1937年2月8日,他呆在西安44天,他是唯一一位深入事變現場、報道危機直至終場的西方記者。返回北平后,利用在西安搜集的大量第一手資料,他于1937年迅速完成并在英國出版了反映西安事變的著作——《中國的危機:西安兵變真相》,客觀公正地揭示了這次事變的真實過程及中國共產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這本書也是唯一一本外國人報道西安事變的專著。

七七事變后,他冒著生命危險來到北平采訪,并以觀察家的獨到眼光指出:“中國抗戰的希望在西北。”隨后,他獨自去延安采訪,在延安住了一個多月。延安給他留下了中國抗日戰爭時期一個“進步的實驗區”的印象。貝特蘭經過仔細觀察發現,西北人民的經濟水準雖然低下,但農民的生活在紅軍到來后大大地改善了。他們大多有了自己的田地,農村合作廣泛地組織了起來,高利貸廢止了,利率由政府規定,商業雖很活躍,卻沒有人能賺額外利潤。

1938年,武漢成為抗戰中心后,他又來到武漢,完成了其第二部反映中國抗戰的專著《華北前線》的大綱。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作為一名志愿兵,他拿起武器戰斗在保衛香港的第一線。香港淪陷后,他被囚于香港和日本的戰俘營,長達4年之久。獲釋后,他在新西蘭繼續進行積極支援中國的活動,發起成立新西蘭中國友好協會。戰后,貝特蘭一度擔任遠東委員會新西蘭代表團顧問。

新中國成立后,詹姆斯·貝特蘭再次訪問中國,并且寫了《重返中國》一書。他和許多真誠的國際友人一樣,不論是當中國革命處在困難階段還是勝利時期,都和中國人民站在了一起,這份始終不渝的“中國情”令人動容。

(資料來源于朱紀華主編《外國記者眼中的中國共產黨人》一書,并感謝上海市檔案館提供大力支持)

版式設計:蔡華偉

《 人民日報 》( 2016年10月12日 22 版)

(責編:楊建輝 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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