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中共黨史學會關于補辦入會登記手續的通知 廣東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關于補辦入會登記手續的通知
當前位置:學習教育>口述歷史
從戰火中走出來的方家四姐妹
時間:2018-06-01 來源: 作者:

方家姐妹的“領頭雁”——大姐方東平

大姐方東平(1919年5月-1997年4月),又名方賽容、方寄華。1937年2月入黨,曾任汕頭市工委宣傳部長、中共閩西南潮梅特委婦委委員、中共潮汕特委委員、韓江縱隊第二支隊政治處主任。建國初期曾任汕頭市軍管會政務接管部部長、廣東省婦女聯合會秘書長、中共華南分局婦委委員、潮汕專署副專員。1954年任廣東省林業廳副廳長、廳黨組成員、省森林工業局局長。1958年9月,調任陜西省統計局副局長、局黨組成員,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經濟計劃委員會統計局副局長,是統計行業的專家。1983年當選為陜西省第六屆人大常委、財經委委員等職。1988年正廳級離休。

大姐方東平從小勇敢堅強。村里的男孩子見方家男少女多,時常欺負她們姐妹。方東平總是站在前面,面無懼色,身上背著妹妹,與前來挑釁的男孩子對打,一番較量之后,男孩們落荒而逃。從此妹妹們將大姐視為保護神,村里人則叫她“嚴蘭貞”(意為女豪杰)。

1934年-1936年,方東平在汕頭市友聯中學讀初中。此時共產黨員指導下的秘密讀書會正在發展。從上海轉移到汕頭隱蔽在友聯中學教書的共產黨員潘念之、趙季良,指導進步青年曾應之、陳作啟等組織友聯中學讀書會,探討社會變革、革命理論和抗日救國的有關問題。隨后,曾應之等成立了秘密的“汕頭新文字協會”,普及平民教育,推進抗日救國教育。方東平在進步思想影響下,積極參加秘密讀書會和“汕頭新文字協會”,刻苦學習革命理論,大量閱讀進步書刊,接受革命啟蒙教育,逐步了解并擁護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迅速成長為潮汕抗日救亡群眾運動的骨干。在此,她認識了李碧山、陳華等共產黨員,并與曾應之等進步青年結下了深厚的戰斗情誼。

1936年9月,中共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簡稱南臨工委)在香港成立,隨后派潮籍共產黨員李平到汕頭開展工作。李平在潮汕抗日救亡運動的原有基礎上,從建立黨的秘密外圍組織“華南抗日義勇軍”入手,在救亡積極分子中發展隊員,作為恢復潮汕黨組織和建立人民抗日武裝的骨干力量。1937年3月,中共韓江臨時工作委員會(簡稱韓江臨委)成立,并建立學生支部、文化支部和婦女支部。早在1936年7月,方東平已從友聯中學畢業,到普寧縣黃都女子小學教書。3個月后,她從普寧回到汕頭,參加了“華南抗日義勇軍”,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她到曾應之任主編的義勇軍內部刊物《奮斗》工作,負責出版發行。1937年2月,由李碧山介紹,方東平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后即任中共汕頭市婦女支部書記。婦女支部通過舉辦夜校識字班、婦女座談會,出版《婦女周刊》等,團結教育婦女群眾投入抗日救國行列。

“七七事變”后,汕頭黨組織擬建立抗日公開團體“汕頭青年救亡同志會”(簡稱青救會)。方東平時任中共汕頭市工委宣傳部長,發起并參與籌備青救會。1937年8月13日,汕頭市青救會(后改稱“青年抗敵同志會”,簡稱青抗會)成立后,方東平當選為青抗會常委、青抗支部委員、青抗隨軍工作隊第三小隊隊長。接下來的兩年里,為培養黨的干部,她兩次被黨組織派赴廣州參加國民黨廣東省民運干部培訓班、到福建龍巖新四軍后方辦事處干部訓練班學習,增強自身的政治和文化素養,后任中共潮安縣委和中心區委宣傳部長兼婦女部長、汕頭市青抗會第三戰時工作隊政治指導員、中共潮普惠南分委、潮普惠揭中心縣委婦女部長、中共閩西南潮梅特委婦委委員。

1940年11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成立后,方東平任南委聯絡員。1942年“南委事件”后,南方局要求潮汕黨組織暫停組織活動,指示南委大部分干部黨員撤退,由留下來的林美南負責潮梅黨組織的全面工作,方東平協助其工作。1942年冬,林美南化名吳瑞麟,以從潮汕逃難到梅縣做生意的商人身份,攜同“妻子”、化名王雪娥的方東平,與“合伙人兼管家”、原潮梅特委政治交通員陳權,到梅縣城郊的烏廖沙村,租下10多畝沙灘地,開始經營菜園。隨后又調幾名黨員以“長工”、“傭人”的公開身份來菜園工作,林美南的母親和兒子也來此定居,這個大家庭表面上有主仆,有老小,與當地較富裕的普通家庭無異,從而建立了長期隱蔽的據點。1944年,方東平與林美南結婚,這對歷盡艱辛、共同患難,合作默契、長期并肩戰斗的革命同志正式結為伉儷。

在此之前,方東平與曾應之于1939年結婚,結婚之后,隱蔽的地下工作使他們聚少離多。曾應之時任中共閩西南潮梅特委青委委員,能詩善文,活動能力強,是潮汕地區優秀的青年干部。因長期艱苦生活、繁忙工作,1940年他患了嚴重的肺結核,不得不輾轉隱蔽在揭陽、潮安各地養病近10年,病中仍堅持寫作和參加地下黨的活動,直至1949年3月13日去世。臨逝前,他在寫給方方和方東平等人的遺信中,仍然希望多為革命、為黨作貢獻,堅信再活半年一定能看到革命的勝利。而在這期間,方東平與曾應之完全失去了聯系,生死不明,經多方打聽消息,都說他已去世。為了天下千千萬萬的夫妻不再分離,為了革命事業的早日成功,她強忍自己痛失愛人、痛失同志的悲痛心情,重新振作,投入到新的革命工作當中。

1945年初,上級黨組織要求潮梅地區恢復黨的活動。6月,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韓江縱隊成立,林美南任司令員兼政委,謝育才任軍事顧問,方東平任第二支隊政治處主任。隨后,林美南、方東平等研究決定:成立行政督導隊,首先組建流沙區抗日民主政權,從第二支隊調集干部共30多人成立行政督導隊,由方東平任隊長,展開建政工作。同年8月,韓江縱隊委派方東平和謝育才前往東江縱隊匯報工作和請示問題,兩人裝扮成做生意的夫妻,從惠來境內的望石嶺到云落山,經普寧、揭陽、五華、紫金、河源到惠陽的大鵬灣東縱指揮部,日宿夜行,一路走了20多天。他們受到了東江縱隊政委尹林平的接見,通過他向中共中央匯報潮汕的軍事和黨組織情況,獲中央批準成立潮汕特委,建立電臺,并獲得中央對潮汕武裝斗爭和黨組織的重要指示。東縱派了一個機槍連護送他們返回,撥給電臺一部,配備機要人員5名,選派10名潮汕籍大學生回潮梅工作,贈送手槍、子彈及200本七大的文件和其他物資。上級黨組織和東縱的支持使韓江縱隊指戰員歡欣鼓舞。11月20日,中共潮汕特委成立,由林美南任書記,方東平為七個特委委員之一。

抗戰勝利后,按照上級黨組織指示,韓江縱隊部分軍事骨干北撤,林美南調到駐香港的廣東區委任委員,分管農委。此時方東平已懷有身孕,無法北撤,隨同方方一起到香港,先后擔任廣東區委、中共香港分局(后改為華南分局)組織部干事、秘書。1948年2月,方東平參加中共香港分局高級干部訓練班學習后,于4、5月間回到潮汕,先后擔任潮汕地委執委、潮普惠南分委宣傳部長、潮汕抗征隊潮普惠南指揮部政治處主任、潮梅行政委員會委員、第一督導團團長,為讓潮汕地區早日贏得解放,奔波操勞,奉獻自己的力量。

中共七大的“小代表”——二姐方朗

二姐方朗(1923年1月-2010年4月),又名方麗君、方向明。建國前曾任中共潮澄饒中心縣委婦委書記,1939年11月被選為中共七大候補代表,時年僅16歲。22歲參加中共七大,被稱為“小代表”。而后擔任中共潮梅特委婦女部長、潮澄饒縣委和揭陽縣委書記、特派員。新中國成立后,歷任汕頭市委委員、組織部副部長等職。1953年奉調北京,先后任中央紀委、中央監委編輯室副主任,中央監委辦公廳秘書科科長、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組部老干部局副局長等職,是中央機關有名的筆桿子。1983年離休,任南方局黨史征集小組南委組成員。1985年受聘為汕頭經濟特區顧問。1993年任北京潮人海外聯誼會副會長。

方朗童年時在汕頭市震南小學斷斷續續讀了兩年書,后輟學在家做抽紗手工,補助家用。12歲時,到汕頭市大中紡紗廠當紡紗女工,每月薪水微薄,且動輒受工頭處罰刁難,幼小的心靈已埋下了對現實社會不滿的種子。大姐方東平此時已參加了汕頭市秘密的抗日救亡活動,見方朗愛好讀書,且頗具革命意識,即引薦她參加了汕頭市新文字學會,探尋婦女解放,救國救民的真理,結識了李碧山、曾應之等共產黨人和進步青年,在他們的帶動下,閱讀了《八月的鄉村》《生死場》《鴨綠江上》《大眾生活》等進步書刊。不久她又參加了曾應之、李碧山等發起的“汕頭新文字協會”和學習世界語活動。13歲時,她懷抱樸素愿望,孤身來到上海,想成為最有組織、最有覺悟的上海工人組織中的一員。她找到已返上海工作的潘念之、趙季良,請他們幫助介紹到工廠做工。在此期間,她參加了杜君慧、沈茲九組織的“蜂社”,也參加過反日游行示威活動。在上海找工未果后,方朗啟程回汕頭,在船上結識了她后來的革命伴侶李平。此時正值“兩廣事變”不久,李平受上海義勇軍總部派遣,赴香港與國民黨廣西代表談判關于上海學生南下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事宜。李平利用船經汕頭停靠時上岸,通過方朗與曾應之、方東平等認識并建立聯系,掌握了潮汕抗日救亡情況,為此后回潮汕恢復黨組織奠定了基礎。1936年10月,方朗和姐姐方東平一起參加了“華南人民抗日義勇軍”,被派遣到“和泰”“美最時”“協成”等抽紗洋行當工人,開展女工工作。1937年2月,經李碧山介紹,方朗與姐姐方東平同時宣誓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即參加了方東平任書記的婦女支部。

七七事變后,方朗受黨組織派遣,參加了汕頭市青抗會以及“155師隨軍工作隊”,155師是當時國民黨駐防潮汕地區的部隊,黨組織在取得師長李漢魂同意后,在該部建立了隨軍工作隊,開展抗日救亡運動,隊員多為汕頭地下黨骨干。方朗隨工作隊奔走潮汕城鄉,進行抗日宣傳活動,協助各縣建立青抗會組織,把抗日救亡運動和黨的工作重點,逐步從城市轉移到廣大農村中去。1937年12月,方朗奉調福建龍巖白土區,參加中共閩粵贛邊省委舉辦的訓練班學習,講課的有省委領導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方方等。結業后她留婦女部工作,跟隨省委常委、婦女部長范樂春活動于永定、龍巖、梅縣等地。1939年春她任潮汕中心縣委婦女部長。6月,日軍侵占汕頭市和澄海、潮安,方朗此時正在鐵路線上工作,即會同青抗會戰工隊集中于桑浦山,日夜兼程趕到潮安文祠,向中心縣委領導匯報情況,此后又帶領閩西南特委同志返回桑浦山參加汕青抗游擊隊成立大會。此時為加強以桑浦山為基地的抗日武裝斗爭的領導,成立了以林美南為書記的中共潮揭豐邊縣委,方朗任婦女部長,同年10月后她任潮澄饒中心縣委婦委書記。

1939年11月,中共閩西南潮梅特委選舉粵閩贛邊區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葉劍英、方方等7人被選為正式代表,方朗雖沒參會,但與鳥湫一起被選為候補代表。當時預定的七大召開時間已很緊迫,參加擴大會議的七大代表們于會議結束后未及返原單位傳達,即動身北上,未能通知方朗和鳥湫同行(后七大會議延期舉行)。方朗仍繼續在閩粵贛邊一帶堅持工作。先后擔任潮梅特委婦女部長、閩西分委特派員、潮澄饒縣委和揭陽縣委書記、正特派員等職務。

“南委事件”后,按照南方局書記周恩來的指示,潮梅黨組織暫時停止活動,黨員隱蔽轉移。方朗在完成上級指示在本地區的傳達、安排所屬地區黨員干部的隱蔽轉移工作后,即刻協助南委書記方方做好聯絡工作和最后南委機關的安置。此時,方朗化名阿霞,與方方及其愛人少萍、兒子方超,同潮汕革命母親李梨英組成一個家庭,隱蔽在普寧、揭陽交界的一個小村莊中,方方以商人身份出現,繼續堅持工作。1943年初,周恩來再次指示方方一定要撤離南方到延安去。隨后方朗攜方超先行撤退到重慶南方局機關紅巖。5月,方方也撤退到重慶。6月,方方、方朗等一行100多人隨周恩來一道赴延安。方朗進延安中央黨校一部,在七大召開前的近兩年時間里,主要在一部參加審干、整風和黨的兩條路線的討論和學習。1945年4月,方朗作為候補代表參加了中共七大,這次大會使她對黨的路線、宗旨和優良作風有了更深刻的認知。與會代表中,方朗年齡最小,時僅22歲,性格活潑,很受代表們的歡迎和喜愛。當時大后方代表團中徐特立年齡最大,李濤最胖,腰板最厚,方朗姓方,三人合稱“大、厚、方”,正好是“大后方”代表團的諧音,一時傳為笑談。

七大會后,黨組織派遣方朗和愛人李平(當時在中央黨校二部學習)一起去東南亞地區,負責聯系潮汕地區撤退到那里的黨員、韓江縱隊的武裝干部,組織他們學習七大路線和整風精神,協同當地僑黨,對華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開展經濟工作,為輸送干部回國準備經費。當時方朗正懷孕在身,為了爭取在生育之前趕到目的地,他們乘坐周恩來專機返重慶辦理出國護照,再輾轉廣州,由于生活動蕩,胎兒早產了,在廣州住院七天后,即攜嬰兒到香港,幾經波折,終于1946年夏天到達泰國曼谷,迅即開展黨交給的工作任務。方朗先后擔任中共旅暹潮僑工作組組織部長、書記。他們先是以開縫衣店作為掩護和立足點,半年后又開辦代理土特產進出口的傭行和代理殼牌石油公司的油行,作為籌措經費的主渠道。建立了韓縱駐暹聯絡處,聯系南撤到此的地下黨員和武裝干部。于1947年11月,成立了“輸送中心組”,開始分批動員組織南撤人員和進步群眾,返回潮汕參加武裝斗爭,至1948年5、6月間,南撤的主要骨干力量,基本都已輸送回國,共500多人。1949年春,方朗奉調回國,任潮汕地委委員、組織部副部長,參加為迎接解放大軍南下的準備和培訓干部工作。

方方身邊的“小機要”——三姐方文

三姐方文(1925年5月-2013年8月),又名方碧君。1938年7月,13歲的她就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潮梅特委交通員、東江縱隊機要科組長、中央新華總社干部科科員。新中國建立后,先后任廣東省農林廳人事科科長、中南海軍司令部通信處協理員、省商業廳人事科科長、省財貿黨委審干辦公室副主任。1955年調任南京統戰部干部處處長,1957年調任青島市文教部干部科科長,1962年任青島教育局黨委副書記。1963年調任遼寧省錦州師范學院黨委副書記。1970年調214工程指揮部工作。1974年回到廣東,任中山大學政工組組長。1983年離休。

當大姐、二姐投身革命的時候,方文才上小學。此時抗戰戲劇在如火如荼的救亡運動中大發展,受姐姐的影響,年方12歲的她,參加了當時潮汕地區有影響的劇團之一——惠來銀河劇團,排演《放下你的鞭子》《冰天雪地》等愛國劇目,活躍在惠來城鄉以及潮陽、普寧、陸豐等地,開展抗日救國宣傳活動,發動群眾捐獻物資慰勞前線戰士。由于黨組織對方文大力教育、培養,她的革命思想日趨成熟。1938年5月,年僅13歲的她,由中共惠來總支部書記陳紹貢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調到潮汕中心縣委工作,同時參加了汕頭市青抗會少年工作隊,在汕頭她認識了在縣委交通站工作的年輕交通員王強。

1939年6月,日軍侵占潮汕,在日寇進攻下,潮汕中心縣委機關向潮安山區撤退,王強與時任縣委婦女部長的方朗一起撤至潮安文祠。此時王強因鞋破,腳被扎爛發炎,加上身患瘧疾,無法行走,方朗脫下自己的膠鞋給王強穿上,攙著他堅持走到文祠。方文從姐姐方朗那里得知王強病重后,專門從汕頭趕來文祠探望,關于見面的情景,王強后來深情地回憶:“由于羞怯,言語不多,但從思想感情上則打下基礎,以后終于發展為革命伴侶。”

1940年2月,方文調到中共潮梅特委當交通員。南委成立后,統轄范圍擴大,南委書記方方決定加強電臺建設。1941年1月,方文調到南委機要科任機要員,后任南委電臺譯電員,與在電臺工作的王強又戰斗在一起。為遠離敵人的偵察,電臺設在閩南的高山密林中。就在這與世隔絕的叢林里,這對志同道合的年輕人有了深入了解的機會,他們認識兩年多,彼此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由于工作繁忙,總是失之交臂,沒有機會深談,現同在一處工作,他們工作之余時常出去散步談心,從談心中建立了感情。在此工作半年后,黨組織調王強、方文、肖敏三人和革命母親李梨英一起到方方工作地點的附近,組建南委的另一部電臺,主要任務是抄收延安發來的文件和新聞。電臺的選點和安置由李碧山負責。電臺選址在大埔縣的百侯鎮,與方方所在的大埔角,相距20多里。王強主持電臺的日常工作,肖敏負責報務,化裝為嫂嫂,方文負責機要,化裝為妹妹,李梨英化裝為媽媽,作掩護工作,后來方方才兩歲的兒子方超,也加入到這個大家庭中,化裝為嫂嫂的孩子。對外名義是一個華僑家庭,因家鄉失陷到百侯繼續升學。方方化裝為雜貨店的老板,有時也到電臺來,名義是舅舅。這個革命家庭的生活生機勃勃,他們能最快地閱讀到國際國內最重要的新聞,收聽到延安新聞社正規而優美的播音,他們熱情討論,互相鼓勵,常常為順利抄全一個文件、一條電訊而興奮萬分。

“南委事件”后,南委電臺被破壞,黨組織決定,由王強護送方方等人先行撤退。撤出20多天后,王強未見李梨英、方文等撤出,非常擔心,他冒著生命危險,二度返回,尋找李梨英、方文和方超,護送她們撤退。同年8月,考慮到方文的家鄉惠來離敵占區較遠,方家的兩個姐姐都是抗戰前入黨的革命同志,找黨比較容易,王強、方文一行轉移到惠來。王強、方文化裝為未婚夫婦,李梨英化裝為王強的母親,方超化裝為王強的侄子,在方家附近租房居住。在惠來期間,他們得到了方家母親和哥哥方振強經濟上的幫助和支持,方家當時十分困難,但仍從方振強幫人碾米的微薄收入中擠出一些碎米,由小妹方小蘭背著悄悄送給這個特殊家庭,以解燃眉之急。在惠來期間,為了更好隱蔽身份,他們雙雙到惠來中學繼續讀書,方文改名為方敏貞讀初二,王強改名為陳子華讀高一。不久,黨組織派方朗到惠來了解撤退情況,傳達方方的指示,并決定由方朗將李梨英、方超帶離惠來,王強、方文兩人繼續在此隱蔽。他們以讀書為掩護,廣交朋友,參加讀書會、討論會,團結、教育進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1943年11月,王強到大鵬半島東江縱隊參加武裝斗爭,一年以后,東江縱隊派人到惠來接方文等人到部隊去,她們歷經艱辛,回到了革命隊伍,方文在東江縱隊機要科任組長。

1945年的元旦,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東江縱隊為王強、方文等三對年輕人舉辦了集體婚禮,縱隊領導曾生、尹林平、王作堯、楊康華送來賀信,新婚夫婦演出節目,唱歌游戲,氣氛非常熱鬧。生活十分愉快,但物質條件卻非常艱苦,三對新婚夫婦找不出更多的房子,只好共住一個洞房,三張床,三副蚊帳,三對新人,床床相靠,歡度良宵,也是別有特色。

1946年6月,為換取和平民主,保存實力,遵照國共雙方協定,中共南方武裝部隊北撤至山東。王強夫婦隨東江縱隊北撤,此時方文懷有身孕,即將臨產,她憑著堅強的意志,克服大海顛簸帶來的種種不適,于7月初到達煙臺。不到一個月,他們的第一個女兒出生,解放區的老百姓敲鑼打鼓送來一筐雞蛋,表示祝賀。可是夫妻倆工作繁忙,無暇照顧,只好忍痛將出生不久的女兒送給當地老鄉撫養,后來孩子病得奄奄一息時,又被送回。山東的冬天,天寒地凍,條件極為艱苦,方文一邊工作,一邊哺養孩子,孩子體質弱,又無營養,她用母親的寸寸愛心,溫暖著孩子冰涼的身體,這個革命的后代,終于頑強地活下來了。1948年10月,方文隨王強一起調到中央新華總社,任新華總社干部科科員。

大南山上的“小戰士”——小妹方小蘭

小妹方小蘭,又名方蘭君,1931年9月出生于汕頭市。8歲時就當起了地下黨“小交通員”,12歲投奔東江縱隊,因年齡小未被接納,15歲加入中國共產黨,1948年6月在大南山參加游擊隊,任指導員。后任中共惠來縣委青婦委副書記。1956年,調上海復旦大學任生物系黨總支副書記、書記。1964年,調中共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任高教處副處長、辦公室主任。1984年至1992年先后任上海教育學院黨委副書記、書記,兼任上海市秘書學會副會長,1989年任上海潮汕聯誼會副會長,并于1989年受聘為汕頭經濟特區顧問。1992年離休。

抗戰爆發后,方小蘭隨家人從汕頭遷回家鄉惠來居住,進入惠來第一小學讀書。當時三姐方文在惠來中學讀書,參加了惠來銀河劇團,年齡幼小的小蘭跟隨姐姐和劇團一起到處活動,并扮演童角,作抗日宣傳演出。小蘭在姐姐們的教育下,逐漸成長,幼小的心靈里,愛國革命意識已然萌發。1939年6月,她隨母親到普寧縣流沙鎮,住在大姐方東平家,配合大姐將該處作為中共潮普惠中心縣委的掩護處。8歲的小蘭懂事機敏,勇敢地當起了“小交通員”,為羅天、王致遠、陳初明等共產黨人傳遞信息。母親則在外觀望放哨,掩護同志們開會。

1943年秋,方小蘭考入惠來中學,此時該校聚集了一批具有革命意識的愛國青年。三姐方文也隱蔽黨員身份,在此就讀。方文和學校進步師生一起組織了“叢苗學社”,組織愛好文藝、要求進步的的青年入社,利用課余時間和寒暑假閱讀大量文藝書籍,學唱進步歌曲,組織遠足調研,出版墻報,演出小節目,傳播新思想、新消息。閱讀了蘇聯《母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解放區《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等進步文學。受到中共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潮流的熏陶,小蘭逐漸不滿足于僅獲得新知識,產生了參加實際斗爭的愿望,渴望與三個姐姐一樣參加革命。當時王強正在東江縱隊參加武裝斗爭,年方12歲的小蘭追隨一位親戚去東縱找王強,從惠來到淡水徒步走了6天。由于年齡太小,無法加入游擊隊,王強建議她到韶關找堂姐方翹然,等待時機。1944年夏天,她和中山大學的一群學生再次投奔東縱,后由于叛徒告密,只好返回惠來。惠來淪陷后,她隨家人逃難到普寧梅隴山區,途中遭遇日軍的搜索,她們藏身在破船底下,鬼子的刺刀就在其眼皮上方晃動,驚心動魄,直至半夜才安全逃離。沿途見到日軍蹂躪家鄉的各種慘狀,她深恨侵略者之殘忍,投身革命的意識也愈發強烈。

1945年秋,小蘭重入惠來中學續讀,此時正值抗戰勝利,校園內民主自由思潮風起云涌,師生們朝氣蓬勃。共產黨員陳君霸來校執教,他與小蘭的三個姐姐都有過工作關系,對其有所了解。他找小蘭了解了惠來中學和叢苗學社有關情況后,組織讀書小組,團結進步學生,教育他們學好知識,將來為國出力。經過陳君霸培養教育,小蘭向往沒有剝削、民主平等的社會制度,希望參加中國共產黨。1946年6月,由陳君霸介紹,陳平、方小蘭、陳紹麟三人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即成立了惠來中學黨支部,陳平任書記,方小蘭分工宣傳、婦女工作。不久又有一名同學陳翔真入黨。為了保密,也為了表明他們的斗爭意志,四人以堅(方小蘭)、強(陳平)、英(陳翔真)、勇(陳紹麟)四字作為黨內用名,先后參與組織了兩次學生運動。1946年底,為反對縣政府官員貪污救濟糧,他們組織全體學生罷課,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斗爭進入關鍵時刻,黨支部按照上級黨組織的指示,掌握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策略,在官方答應了學生要求的條件下,組織學生復課。不久,全面內戰爆發,全國掀起反內戰、反饑餓、爭民主、爭自由的學生運動,惠來中學黨支部配合形勢,加緊開展工作,團結更多進步學生參加叢苗學社,教育吸收一批先進分子參加地下黨組織。通過演出節目、發傳單等方式,揭露國民黨的真實面目,動員群眾反對內戰,參加斗爭。黨支部通過各種關系,多方收集國民黨的軍事、政治情報,遞交上級黨組織。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潮汕地區建立了大北山、大南山根據地,黨支部想方設法為根據地購買藥品、槍支、彈藥,并輸送黨員和進步學生到游擊隊參加革命斗爭。

1947年10月,上級黨組織派遣方小蘭到由方方主持的香港分局無線電臺工作,并進英文補習班學習。此行由后任龍巖地委常委、秘書長的鐘聲化名“劉大夫”,與小蘭單線聯系。舟車勞頓后的小蘭在暮色中來到香港,推開一棟樓房二樓的門,驚喜地發現開門的居然是多年毫無音訊的大姐方東平,此時姐夫林美南已在香港分局工作,方東平因身孕和生小孩未及北撤,也在分局當秘書。在英語補習班學習三個月后,方小蘭被黨組織派遣回潮汕參加武裝斗爭,小蘭此番回潮汕,途中有兩個任務,一是帶回香港分局干部的兩個2、3歲大的小孩,一是攜帶一批黨的秘密文件返回。小蘭年僅16歲,自己還是個孩子,卻需一路照管兩個年幼的孩子,保護黨的文件,其機警、穩重可見一斑。

1948年6月,黨組織決定,方小蘭到大南山參加游擊隊,先后任潮汕抗征隊第五大隊第一中隊文化教員、副指導員、中隊黨支部書記,120人的部隊,只有小蘭一名女戰士,一個米袋、一支駁殼槍、一個背囊,17歲的她經過多年的革命鍛煉,已歷練成熟,與隊友們英勇地參加阻擊戰。1949年2月,調往閩粵贛邊區縱隊二支隊四團三連任政治指導員、黨支部書記,先后參加了解放隆江、惠來和普寧的戰斗。同年8月,任中共惠來縣委青婦委副書記。

建國初期,小蘭先后任惠來團委組織部長、縣婦聯副主任、第五區(溪西區)區委書記、縣委宣傳部副部長、第二區(隆江區)區委第一書記。1953年,方小蘭被派往華南黨校理論班學習,1954年考入中共中央馬列學院(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的前身)師資訓練部學習。在北京,她認識了同一專業的宓殿群(復旦大學地下黨員),他們有了較多的溝通交流,了解彼此的志趣愛好。1956年2月畢業后,方小蘭回到廣東,任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講師團講師。同年9月,調往上海,與愛人宓殿群一起在復旦大學工作。

歷經風雨姐妹情深

新中國成立,廣東解放,中華民族揭開了歷史的新篇章。此時的方家四姐妹滿懷激情地投身到這來之不易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中。上世紀50年代初期,她們雖都在廣東,但各自都是自己工作戰線的領導或骨干,因工作繁忙,事務纏身,竟未合家團聚。1953年,二姐方朗調往北京中央紀委工作。1955年,三姐方文調去南京市委統戰部,與在南京軍事學院學習的丈夫王強聚首。1956年,小妹方小蘭也調往上海復旦大學。四姐妹天各一方,但彼此通信不斷,心情暢快,對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憧憬不已,正如王強同志在回憶錄中對這個時期的描述:“國內政治上安定團結,經濟上穩步上升,物價又低……大家都說,這是一個值得懷念的黃金時代”。

在“左”的思想指導下,隨著各類整風運動和反右派斗爭的開展,1956年黨的八大確定的建設偉大社會主義中國的正確路線被嚴重干擾,黨在探索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出現了挫折。在此后的歷次運動中,四姐妹均未能幸免,與黨和國家的命運一樣曲折、坎坷。

堅韌頑強的大姐方東平最早受到沖擊,1955年丈夫林美南英年早逝,她才36歲。1956年她被批判為廣東“地方主義”,政治上遭受打擊。1958年,為支援大西北建設,她調往西安工作。1959年3月,她身在西北,但仍以廣東“地方主義”錯誤給予黨內警告處分(1980年2月才得以平反)。“文革”時期,她再次受到沖擊,但憑著對黨的忠誠和對社會主義事業的一片赤心,她在當時困難的情況下,堅持工作,在自己所負責的單位和部門,竭盡所能將損失減低到最低限度。政治上的接連打擊并未讓她對黨的信念有絲毫動搖,但生活卻壓得她透不過氣來,丈夫林美南去世后,她獨自撫養著四個孩子(兩個為林美南與前妻所生,兩個為林美南與方東平所生),倍感艱辛。此時,同樣遭受打擊的鄰居楊戈給予了方東平適時的幫助和撫慰。楊戈溫文爾雅,極具才華,很早就參加了革命,他時任陜西省科委主任,夫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相似的革命經歷,相仿的年齡,兩顆受傷的心靈,由最初的相互同情、相互憐惜,逐漸靠攏相愛,1970年,他們終于結合組成家庭。

1958年的反“右”斗爭中,二姐方朗的丈夫李平被錯劃為“右派”(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職務和降級處分,下放到工廠勞動。方朗此時在中央紀委、中組部工作,壓力很大,有人勸她離婚,以保全工作。但她堅信自己的丈夫是清白的,是被冤枉的,堅守兩人的愛情和婚姻,頂住各種壓力,忘我工作,并于1960年4月被評為全國“三八紅旗手”。“文革”期間,李平再次受到沖擊,被批斗,被下放到干校勞動。方朗也被下放到吉林、河南中組部干校勞動。即便身心遭受迫害,夫妻兩人始終對黨充滿信心,憑著革命者堅強的信念,相互勉勵和支持,共同走過了那段艱難的歲月。方朗于1972年恢復工作。1979年,李平歷史上被錯劃為“右派”的問題得到平反,恢復黨籍和原行政級別。

三姐方文在“文革”中也未能幸免。夫妻兩人都作為各自單位的“當權派”(王強時任海軍通信學校的副校長、黨委常委,方文時任錦州師范學院黨委副書記),遭到批斗。錦州第一個被戴高帽游街的就是方文,打擊之大,內傷之重,難以言說。在那凄風苦雨的歲月里,他們時常受到圍攻和毆打,但始終生死相依,想盡辦法保護著彼此。王強事先探測好房子底下的暗溝,并在家里天花板上放了一塊床板,造反派一來,夫妻二人趕緊藏身于暗溝里和床板上,他們不知爬過多少次暗溝,上過多少次天花板,經常弄得滿身污泥,夜間與老鼠為伍,狼狽至極。

“文革”前,小妹方小蘭的愛人宓殿群在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工作,曾任市委書記陳丕顯的學習秘書。“文革”開始,上海處于“一月風暴”奪權的中心,陳丕顯首當其沖。宓殿群受到牽連打擊。1969年10月,宓殿群和上海市1600名干部一起,被發配到黑龍江呼瑪縣農村插隊勞動6年多。方小蘭當時在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工作,“文革”之初,她懷有身孕,但也要經常參加陪斗或被斗,一站就是半天或一天,有時還到深夜。她保持著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斗爭會過后,就趕忙回家弄點營養湯、菜吃,補下身體,保證小寶寶正常發育。1969年,她被趕到五七干校,含辛茹苦帶著讀小學的女兒和上托兒所的兒子,在干校勞動,直到1972年初才獲得“解放”。在這期間,夫妻相隔千里,有時甚至好長時間音訊全無,但山高路遠也不能阻止這對年輕夫妻的心靈交流,他們相信彼此對革命的忠誠,相信總有云開見日的那一天!

1973年3月8日,是方家姐妹終身難忘的日子。當時“林彪事件”剛過,政治氣候有所松動,一部分老干部已恢復工作。四姐妹雖然在政治上還未完全平反,但身體已獲得自由。此時,正值三八婦女節,她們急不可耐,相約從各地趕往北京。在二姐方朗的家中,四姐妹緊緊相擁,大姐方東平抱著三個妹妹,激動地呼喚著她們的乳名,姐妹們頭碰著頭,臉貼著臉,不約而同地說“我好想你們啊!”。是的,革命的事業歷經坎坷,個人的生活倍受摧殘,她們櫛風沐雨,她們砥礪前行,現在她們都還活著,她們的家庭都還在,這是多么讓人欣慰的事啊!抗戰之后,她們為革命四處奔波,三十多年未曾相聚。這是她們分別三十多年后的第一次大團圓,姐妹們緊緊相依,四個小家庭前后排列,大家高高興興地合影留念。大姐方東平一生無私無畏,俠骨仗義,二姐方朗穩重剛毅,原則性強,三姐方文性情柔韌,極像方母的賢惠善良,小妹方小蘭機敏活潑、樂觀向上。四姐妹雖都已人到中年,但臉上和眼睛里蕩漾的革命樂觀主義光芒清晰可見,作為革命者,她們依然年輕!盡管“四人幫”還未粉碎,祖國各地還烏云蔽日,但她們堅信,在不久的將來,她們為之奮斗的事業一定會勝利!她們相約,十年之后再相聚。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打倒,舉國上下,一片歡騰。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祖國大地沐浴著宜人的春風。方家姐妹相繼被平反,相繼恢復工作,她們滿懷激情,投身到百廢待興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之中。1983年,時隔10年,四姐妹在北京第二次大團聚,此時她們心情歡暢,笑容粲然,四姐妹的合影真實記錄了當時她們的心境。此后,隨著四姐妹相繼離休,退出主要的工作崗位,相互間的探視更加頻密,歡聚更多,有時在北京、西安,有時在上海、廣州,她們暢談事業的風風雨雨,她們共抒彼此的革命情懷,嘮嘮家常,敘敘往事,姐妹之間聚散依依,情深意濃。雖然,她們告別了青春歲月,但是,她們依然懷有理想和激情,不斷學習,不斷前行,她們的心永不衰老,永葆青春的神采,如同山頂的松樹,冬夏常青!她們永遠是黨的好女兒,人民的好公仆,兒女心中可敬可愛的好媽媽!

1997年、2010年和2013年,大姐方東平、二姐方朗和三姐方文相繼去世,四姐妹中唯一健在的小妹方小蘭,常念姐妹們深沉的感情,在向我們敘述三個姐姐的生平事跡時,仍然充滿著濃烈的骨肉親情和深厚的同志感情。她們的革命情懷,正如大姐方東平六十周歲時自題詩所述:

平生不及風馬牛*,冷暖自知有何求?焚竹成灰節不改,逐鹿中原意未休。

幾經風霜殘痕跡,亦曾烽火度春秋,精生白骨夜漫漫,大江東去滾滾流!

——訪原上海教育學院黨委書記方小蘭

訪問整理:王國梁羅素敏(執筆)

作者附記:本次專訪過程中,方小蘭老人非常謙虛,甚少談及個人的輝煌,一再強調革命事業的成功屬于中國人民和千千萬萬的革命者,她們姐妹只是革命洪流中極微小的一部分。為充分認識方家姐妹在粵東地區黨史上的重要性,全面了解其革命歷程,作者在專訪之后,還翻閱了中共廣東黨史、潮汕黨史、李平文集等書籍文獻,參考了王強同志回憶錄、方家姐妹的革命回憶文章等資料,撰寫成本文,以饗讀者。

廣東省惠來縣的方東平、方朗、方文、方小蘭四姐妹,在紅色的南粵大地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被譽為“紅色的方家四姐妹”。在波瀾壯闊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她們風華正茂,激情滿懷,沖破社會牢籠,求個性,爭國權,投身革命,在戰火中浴血成長。新中國成立后,她們獻身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幾經奮斗,幾經磨難,譜寫了壯麗的紅色詩篇。

2013年8月9日,方家四姐妹的三姐方文在廣州因病去世,唯一健在的小妹方小蘭從上海來到廣州悼念。8月21日,本刊專訪了82歲高齡的方小蘭,聽她講述四姐妹的成長歷程和革命故事。

母親教誨:“社稷有難,應盡力效勞”

方姓是惠來縣的大姓,在當地具有較大的影響力。方家四姐妹的祖父曾在汕頭地區當律師,為人正直,急公好義,為貧苦人家代理訴訟,從不收費,在當地頗有俠名。父親方元龍,年輕時當過縣參議,做過小學教師和文書抄寫等工作。母親吳洽才,其父為惠來鄉下的私塾教師,舊社會普通人家的女孩是不讓進學堂的,她當時年齡尚小,躲在窗外聽先生講課,久而久之,便學得比課堂內的男孩子還要好,其父深愛女兒好學上進,反“女子無才便是德”之意,為女兒取名“洽才”。方母為人勤勞善良,深明大義,生下五男五女,但活下來的只有一男四女。方家姐妹年幼時,家里已很貧困,父親大多時間失業在家,家里全靠母親傾力支撐維系。方母崇拜關公,信仰忠義,喜歡歷史上的梁紅玉、孟麗君等女俠人物。家雖困難,但遇到乞討者,方母總要施舍,見其碗破,即換家中好碗與之。方母時常在家吟誦“不因惡小而為之,不因善小而不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先賢名句,教育子女要富有同情心和正義感。方家姐妹印象尤其深刻的是,母親雖為家庭婦女,但極具愛國心和社會責任感,每每對兒女耳提面命,“社稷有難,應盡力效勞”。方母樸素的家庭教育,方家姐妹從小耳濡目染,激勵著她們匡時救世,共赴國難。

1928年3月,彭湃和徐向前率領紅軍和惠來農民軍攻占惠來縣城,方家姐妹的表兄佘德明是中共惠來縣委負責人,曾領彭湃等人駐方家辦公。革命軍撤退后,國民黨軍隊進城,見方家存放了許多革命宣傳品,以“通匪”之名,燒其房屋并沒收部分財產,方家無奈遷居汕頭市,直至1937年才遷回家鄉惠來。經受過大革命的風雨洗禮后,方家的革命種子已在萌芽,四姐妹相繼走上革命道路。

广东快乐10分人工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