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中共黨史學會關于補辦入會登記手續的通知 廣東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關于補辦入會登記手續的通知
當前位置:學習教育>口述歷史
“奉命”協助父親參加軍情工作的追憶
時間:2018-06-01 來源: 作者:

父子合作

史永在1947年初調往南京后,把我轉交劉人壽領導。劉比較年輕,只比我大三、四歲,1939年從延安調至上海,在潘漢年領導下工作。1947年夏,他開始代替潘在上海主持一線工作,并開始同我父親直接接觸。劉人壽之前只同我在戶外咖啡館、電影院見面,短暫交談,待從我處得知父親來滬時即來我家訪談,我在家時也不回避。這時我在上海原法租界的霞飛路霞飛坊對面的一個弄堂里頂了一個小單元,雖然只有一大一小的套間,但廚房、衛生間和電話設備齊全,可容我父母來時暫住。這房子前后兩門可各通街道,王紹鏊撤離上海前曾在此暫避,他每天早晨都要到杜美公園打太極拳,從后門出去又從前門另一街道進入,人們都認為是過路者,不大在意。我對父親的工作,當然是心知肚明,但組織上除了劉人壽對我說我父親是“我們的人”外,別的什么都沒有說。父親對我也是諱莫如深,但他在上海居住生活、交通往來、傳遞信息、聯系約見等等,作為兒子也是我應該努力做好的。這也是我為什么在本文標題“奉命”兩個字加上引號的原因。總之,當時協助父親工作,既是父子關系,上陣父子兵,又注入黨內關系,一切都顯得更加自然和默契,妙在不言中。

父親對我一直是守口如瓶,不但從不吐露自己的政治面目,連他的具體任務和情報來源,不到萬不得已從不告訴我。他與吳石、陳寶倉,我也只見他們交往,未詳內容,有些大事也都是事后才知道。例如,1947年初監察局派父親前往廣東辦案時,父親獲知華南蔣軍可能北調的二線兵力。因我父親奉召急切回京,身邊又有隨從相伴,不便在上海停留。王紹鏊得知后對我說,這邊正等著要這份材料,我在急往南京向父親索取時才知有這項任務。又如他從華中剿總參謀處獲取該處編印的雙周戰報,因父親在南京、上海居無定所,不得不讓他們郵寄我處代轉后,才告我端倪。我按期收到后當即轉給劉人壽,他十分重視,認為敵方有戰斗決心、布置、兵力情況,并有對我方動向的判斷,前后有連續性,很有價值,在劉人壽離滬期間,劉還讓妻子黃景荷來我家索取。但此件的郵寄方式曾使我甚感不安,因當時特務郵檢相當嚴格,而寄件人華中剿總的情報科長胡宗憲只是把父親看作是他老師吳石的摯友,定期寄給高級將領研究參考,父親不可能和他約定什么隱蔽的方式,他就通過郵局貼上油印的地址紙條直接寄出。收件的不是任何軍政機關而是上海證券交易所調研處我收轉吳軍法總監(父親原是四戰區軍法執行監)收。這份持續寄來的軍事戰報既然這么重要,當時我們也很難再和寄件人商定別的傳遞方式,我只好抱著僥幸的心理,獨自忐忑不安地擔著不得不冒的風險,幸而一直未被敵特察覺。這段隱憂,當時父親和劉人壽并不知曉。

又如張今鐸被追查案件,父親也只是告訴我張是民主人士,在撰寫內戰形勢分析文章,常來上海,讓我有時間前往探望,聽他對蔣軍戰略、決策有何看法。張每次來上海都住在青年會會所,多高談闊論。有一次他拿出美國拉鐵摩爾的一篇評論中國政局的英文稿文章,讓我譯成中文發表。該文有對蔣介石政府極端腐敗的評論,我譯出后交給張,張將此譯文和他自己寫的一篇戰況分析的文章,刊登在儲安平主編的《觀察》雜志上。蔣介石見到張的文章大為震怒,下令查封《觀察》,緝拿作者。因張用的是國防部史料局的稿紙,該局自局長吳石以下都被逼核對筆跡。而我譯的那篇譯文用的是上海證券交易所調查研究處的稿紙,卻未被注意追查。后來吳石告訴父親,特務到史料局追查情況,父親立即通知張避居香港。后來我才知道自己未注意隱蔽,險闖大禍。

1948年7月,父親在淮海戰役前夕前往徐州,獲取被譽為“淮海戰役前最早又較全面”的蔣軍情報。在父親返回上海后,也只讓我盡快聯系劉人壽,除了說幾句天氣炎熱,路途所見兵荒馬亂的情景外,對于任務成果一句不提。父親嚴格遵守隱蔽戰線工作紀律和黨的機密,能不說的盡量不說,并將他和我的關系盡量淡化為單純的父子關系。我想這絕不是他對我不夠信任,而是盡量減少牽連,也是對我的細心保護。

不斷成長

對于參加軍情工作,從我個人角度講,一開始并不滿足和安心。當時交大校友發動抗暴、反饑餓等運動,正如火如荼。我也想在社會上有所作為,就同民盟職業青年區分部另一負責人籌組了一個“資本論讀書會”,后又擴大成立了有五十多人職業青年參加的群眾組織,每周分別討論時事、文藝。當我將此活動告訴劉人壽時,即遭他嚴厲訓斥。他說“你不想想,現在形勢下(1947年夏已是國共開始大打),怎么還能搞五、六十人的大型活動?”他還教育我說:“在解放區,你有飛機大炮,我也有土槍土炮,同蔣介石大不了拼個魚死網破。在蔣管區,他最恨的,寧可錯殺一千也不肯放過一個的,就是我們這種從內部挖他墻腳的人。我們沒有刀槍,又要虎口拔牙,唯一的辦法就是善于隱蔽。”這才使我對軍事情報工作的意義和特點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

當時我在國民黨軍界唯一有些交往的只有在國民黨聯勤總部任職的魯令子,便向劉人壽請示,可否對魯做些工作,讓他提供情報。劉人壽開始告誡我說“這可不是鬧著玩的”,后來他同意讓魯寫點材料看看。我便連續幾個晚上到魯家中談論內戰形勢和個人如何選擇,魯終于同意提供情報。后來劉人壽決定親自見魯,并發展魯入黨。當時我確實是抱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氣,對魯令子進行試探和說服的。后來劉人壽直接聯系魯令子及其所有可用的社會關系,并讓魯必要時在南京可以直接找我父親轉交情報。

劉人壽還多次在我前往南京、香港看望我父母時,交待我捎回一些情報。有一次史永在南京吳石家中找到我,讓我陪他到另一密處,由他將剛從國防部獲悉的國民黨軍調動的番號、地點寫在小紙條上,讓我盡快轉交劉人壽。這些,都讓我逐漸認識到,在隱蔽戰線整個鏈條上,每個環節、每個人都是緊密配合、缺一不可的。虎口拔牙、伸手奪寶,固然需要大智大勇,而從傳遞信息的內部交通、電臺發報,到據點內作掩護的老大媽、假夫妻,也都要斗智斗勇,也是不可或缺的。

父親在徐州獲取的淮海戰役重要情報上報比較順利,事后知道是通過李白電臺上報黨中央的。但不久,上海地下黨遇到了一個挫折,即李白電臺遭到破壞。盡管當時我對李白電臺被破壞,劉人壽、黃景荷撤離的實情并不了解,但從所接觸情況來看,聯系突然中斷的經過很不尋常。1948年底的一天,上午10點多鐘,黃景荷突然來找我,當時我住在虹口狄思威路金仲華的家中,黃很平靜地通知我劉人壽約我晚上六時在國泰電影院見面,她同金家女傭談了一下家常后就離開。當時我預感定有緊急要事,因黃景荷不輕易前來找我,我在入住金家時,劉人壽曾告誡我說金家目標很大,黃非有特殊情況當不會輕易來此冒險。果然不出所料,當日我準點到達國泰電影院門外時,見劉人壽從人群中邊走邊對我說,這里的電影不好看,我們到那邊的蘭心戲院看看。待我們走到僻靜處,劉要我立即同我的一個聯系人王某聯系,說有個小箱準備寄存他家,并要我七點再回到蘭心戲院門口,屆時跟著他走不要說話,會有一個穿工人服裝的人拿著一個提箱走近我身邊,將箱遞給我,我也不要說話,接過后即送王某家中暫存。但當我按囑打電話同王某聯系后,回到蘭心戲院門前時,劉人壽又對我說,這個計劃取消,約我周二晚八點在虹口某書店內相見。但從此后多日同一時間,我在該書店等候,都未見劉到來,我判斷一定是出了大事。原交我轉移的可能是電臺及其配件,盡管他們處變不驚、若無其事,但仍掩蓋不了事實的異常。

1949年初父親從南京到上海,帶著湯恩伯給江防部隊命令的重要情報急于要找劉人壽,但也未告訴我內情。這時,我也學會了沉著,并未告訴父親劉與我中斷聯系的具體經過,只是再往該書店幾次尋訪后告訴我父親,與劉已無法聯系,并立即設法買了機票送父親趕往香港,順利地找到已撤至香港的劉人壽,及時完成傳遞情報的任務。

送走父親后,我仍留在上海,后來劉人壽派人通知我“慎交游”、“我們任務已經完成,現只待解放。”當上海解放時,我第一時間走上尚無行人的北四川路,眼見最后一輛撤離的蔣軍卡車鳴槍駛過,外白渡橋南岸尚有一個解放軍戰士英勇犧牲的遺體。我心潮澎湃,感嘆在解放戰爭中,我們犧牲了多少英烈,才換得“半夜不怕鬼叫門”的太平日子。

編者按:本刊2015年第1期發表了《深藏虎穴立奇功——隱蔽戰線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吳仲禧》一文,第7期又發表了專訪文章《父親在重大歷史轉折關頭都能站在斗爭的前列——吳仲禧子女訪談記》一文。為深入了解吳仲禧在隱蔽戰線的貢獻和工作,現將吳仲禧長子吳群敢的追憶文章刊出,讀者可參照閱讀。吳群敢1941年入黨,解放戰爭時期曾參加秘密工作協助父親,同王紹鏊、劉人壽等聯系頗多,經歷了秘密戰線的一些重大事件。

1946年春,我在上海通過父親的摯友王紹鏊,重新找到黨的組織關系,并隨之在上級的精心布局和父子關系的天然掩護之下,參加了在解放戰爭中協助我父親獵取蔣軍情報的秘密工作。

重回組織

我同王紹鏊原不相識。1943年暑假我從韶關回到柳州度假時,遇到王從香港寄來衣物要我父親轉交重慶他的女兒,我父母神情都顯得很神秘;還有一次王介紹徐鳴盛從延安經柳州返回香港時,途經柳州來訪我父親,我恰在家共餐,席間談及延安整風的一些情況,使我感到王的來歷以及父親同王之間的關系非同一般。1945年抗戰勝利后,我在重慶交通大學隨校迂回上海,因知原在廣東曲江仲元中學1941年同時入黨的戰友,有的已犧牲在抗日戰場上,有的隨東縱北撤,有的仍未找到黨的關系,心中十分郁悶。我一直謹記,1942年粵北省委被破壞時,我的直接領導人劉渥丹(女)對我說:“上級機關已被破壞,現在千萬不要亂找關系,將來上面關系接通了,自然會有人來找你。”可是幾年過去,始終無人找我。我又不敢自報山門找黨,在無奈徬徨之中,偶然機會加入了上海民盟,并從中得知王紹鏊就是上海市民盟的主委,我心想他的身份可能還不止這么簡單,于是決定上門訪見。當我初次到原法租界福履理路王的寓所小樓叩門時,王家女傭打開門傍著小窗問我要找誰,說聲請稍候,就把小窗關上。約十分鐘后大門打開,只見一個氣宇軒昂的高大漢子堵住了大門,厲聲問我找王紹鏊有什么事,女傭和另一女人(王的妻子)也都分列左右,都把目光緊盯著我這個衣衫簡樸的年輕人。當我說明我是吳仲禧的兒子時,王紹鏊滿臉笑容,讓出大門,揮開左手,說聲“請”,引我上了二樓他的小書房。我當時十分驚訝,國共尚在和談,上海的政治氣氛和社會治安還相當平靜,為何對一個孤單的來訪者如臨大敵,后來才知道,當時黨在上海的情報負責人張唯一(建國后任情報總署副署長、總理辦公室副主任)就住在王家三樓,怪不得王紹鏊會這樣高度警惕戒備了。

王紹鏊同我初次交談中,就急切問我父親的近況,叮囑我趕快寫信要父親來上海,有事要找他。此后我幾乎每逢星期天都要走訪他,王慈祥和靄,但開始他不談時局,更不涉及同我父親之間過去的交往,只是興致勃勃談論他對中國應該實行土地國有的見解,似在觀察我的反應。有一次我實在憋不住了,對王說民盟的組織太松懈了,什么事都搞不成,王才慢吞吞地、冷冷地說:“你老兄想要找更嚴密的組織,我也可以替你想辦法。”這時我見有此一線洞天,便迫不及待地說出自己原在1941年入黨,后因廣東黨組織被破壞,斷了聯系。不料我剛說了幾句開場白,就被王打斷。他說這不是口頭上說了就能算數的,你寫個書面材料,說明你的經歷和要求,我來替你想辦法。他就是這樣在不暴露自己政治面目的情況下,替我解決了恢復組織關系的問題。不久,我父母親來到上海,按我所告地址,連續三個晚上住在王家交談。我感到父親精神興奮,對我也更為親切。父親在我剛回上海時曾對我十分擔心,曾寫信告誡我說“十里洋場,慎之戒之”,這時,他也不再說這些話了。我猜想,十之八九,他同王紹鏊也都是組織中人,而且王已將我的情況告知父親,只是彼此心照不宣罷了。

我在交出過去入黨后失去聯系經過的材料后,曾多次到王處催問何時有人來同我聯系,他總是慢條斯理地說:不要急,總要物色一個適當的人來聯系才行。一拖拖了近四個多月,才由史永按約定時間拿了王的名片作為信物前來找我。我曾很詫異,一個剛從交大畢業后在上海證券交易所調研處任編輯的小職員的地下聯系工作也這樣難安排。后來才領會到這是經過精心設計的,因當時父親國防部監察局的任職尚未確定,在南京居無定所,他既無法尋找上級,上級也不便找他,由我擔任中介聯系,自是最佳的選擇,但這要待我父親在國防部任職落實后才能啟動。這就是史永未能很快找我聯系的真正原因。史永(原名沙文威,解放后曾任中共南京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全國政協副秘書長)長期在軍情系統工作,可說是一個重量級人物,他是沙家五將中的老四。大哥沙孟海,是著名書法家,蔣介石曾請他編寫族譜;二哥沙文求在廣州起義中犧牲;三哥沙文漢,擔任過新四軍敵工部領導工作,建國初期,曾任浙江省省長。史永早年即隨三哥參加革命,1950年臺灣吳石案中的中共聯絡員朱諶之就是史永在敵偽時期發展入黨的,劉善本駕機投奔延安、重慶號巡洋艦起義史永也都參與策劃。但他同我聯系只有三個月,即被調往南京協助他三嫂、時任中共南京地下黨市委書記陳修良,進行策反和軍情工作。

广东快乐10分人工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