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炳元:“四個全面”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注入新內涵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確定了我黨在新的歷史時期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全部工作重心,就是“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邏輯展開、具體落實和深入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主題,就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主題,全面深化改革激發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活力之源,全面依法治國描繪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治藍圖,全面從嚴治黨闡發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政治保障和領導核心。 “四個全面”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與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統一于改革開放和依法治國的偉大實踐,統一于黨的建設的偉大工程,統一于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

一、“四個全面”開辟了中國道路的新階段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即中國道路)如果以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已經經歷了近40年的歷程,對這近40年的歷史,可以按照不同的標準進行多種多樣的劃分。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程度,可以分為“未發展起來的時期”和“發展起來的時期”。這兩個時期的劃分大體上可以以2010年我國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來區分。鄧小平說過:“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64頁)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當前,全黨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如何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我國發展起來后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所以,把中國道路劃分為“未發展起來時期”和“發展起來時期”,有著充分的理論依據。當然,這個“發展起來時期”是和“未發展起來時期”相比較而言的,相對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目標,我國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中國道路發展的階段不同,提出的問題、面臨的任務和應對的方略也就不同。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還很低,人民生活水平總體上還比較貧窮。因此,鄧小平認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我們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當時提出了“三步走”發展戰略:第一步達到溫飽,第二步進入小康,第三步實現現代化。中國道路第一階段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還是“生存需要”所提出的基本問題,是低層次的問題。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大量的是“發展需要”甚至是“享受需要”所提出的問題,是由大國發展成為強國所帶來的問題,要更多更好地體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從現實情況來說,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涉及各種利益關系的深度調整和基本制度的進一步完善鞏固,其復雜性、敏感性和艱巨性是前所未有的。修修補補、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碎片化改革已經無法解決中國當前的問題,必須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和背水一戰的勇氣,運用總攬全局的大視野、大方略和大手筆,在全面性、協調性、系統性、復雜性和可持續性上進行戰略性的謀篇布局,才能走出一條全新的“中國道路”。

中國僅僅用了幾十年時間就走完了某些發達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發展歷程。現在,我們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臺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前所未有地具有實現這個目標的能力和信心。這三個“前所未有”,勾畫出了中國道路目前所處的歷史方位。現在我們面臨的任務,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實現“關鍵的一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民族復興中國夢打下堅實的基礎。 “四個全面”正是中國“發展起來以后”,更加注重發展和治理的全面性、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的必然選擇,更加需要提升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必然結果。“四個全面”的基本特點就是“全面”和“協調”。對小康社會的要求是“全面建成”,對改革的要求是“全面深化”,對法治的要求是“全面推進”,對黨建的要求是“全面從嚴”。四個方面的“全面”不是“單打一”,而是把四個方面有機統一起來和科學聯系起來,從全局上強調“四個全面”的協調推進和整體布局。這是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全面發展理論在當代中國的具體實現。在“四個全面”中,每一個“全面”都與中國道路第二階段的基本要求相聯系,都是為解決第二階段的主要問題而提出的應對方略,最終目的都是為了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

二、“四個全面”豐富了中國理論的新內涵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即中國理論)是中國道路發展規律的理論反映。黨的十八大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進行了精辟的概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是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堅持和發展。” 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著力回答的三大基本理論問題,并且在回答這三大基本理論問題的過程中使中國走向發展和繁榮。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毛澤東思想回答了如何使中國人民“站起來”的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首先回答了如何使中國人民“富起來”的問題,現在還要回答我們面臨的第三個問題就是如何使中國人民“強起來”,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對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四個全面”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創造性地提出了中國人民“強起來”的新思想、新舉措、新方略,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核心內容。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一定能夠順利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因此,“四個全面”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成果,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新政治成果。

——“四個全面”具有明確的目標指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發揮著明確的目標導向作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協調發展,打好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攻堅戰的最后勝利,為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打下堅實的基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大戰略舉措,分別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發展動力、營造有序環境、鞏固領導核心的作用。

——“四個全面”具有嚴密的思維邏輯。“四個全面”是一個不可分割、相互依賴、相互支撐的有機統一體。 習近平總書記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定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一步”,將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確定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將全面依法治國表述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是“鳥之兩翼、車之雙輪”;為從嚴治黨標出清晰路徑,要求“增強從嚴治黨的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實效性”,鍛造我們事業更加堅強的領導核心。這些精辟的論述,清晰地標出了“四個全面”的理論創新和內在邏輯,它們是相互貫通、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的頂層設計。

——“四個全面”蘊含深切的人民情懷。“四個全面”的提出本身,就是反映了人民群眾的強烈愿望。每個“全面”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人民群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著眼于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全面深化改革是為了更好地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讓發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人民;全面依法治國是為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權益;全面從嚴治黨是為了始終保持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四個全面”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執政理念、思想感情和價值追求。

——“四個全面”具有強烈的擔當精神。“四個全面”彰顯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敢于啃硬骨頭、闖難關、涉險灘的勇氣和擔當;凸現了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中華民族先鋒隊和中國人民先鋒隊對民族復興、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的強烈追求;展示了以中國共產黨人為代表的當代中國愛國主義者巨大的歷史責任感和強烈的歷史使命感。謀復興大業、揚改革風帆、行法治正道、筑執政之基,這是一場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也是一次意氣風發的豪邁的進軍。

三、“四個全面”設計了完善中國制度的新方略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即中國制度)是在新中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經過改革開放近40年的實踐而逐步形成的。黨的十八大對這一制度作出了精辟的概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建立在這些制度基礎上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等各項具體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把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以及各方面的具體體制機制有機結合起來,堅持把國家層面的民主制度同基層民主制度有機結合起來,堅持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結合起來,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植根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生動實踐,符合我國國情、順應時代潮流,具有鮮明的特點和優勢。

中國制度從總體上說,是特色鮮明、富有效率的,但還不是盡善盡美的。隨著中國道路在實踐中不斷發展,中國制度也需要得到不斷完善。鄧小平在1992年提出,再有30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習近平總書記也指出:“我們要堅持以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推動制度創新,堅持和完善現有制度,從實際出發,及時制定一些新的制度,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為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納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也納入依法治國的總目標,這說明要把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打造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實現國家長治久安和繁榮發展,從而引領世界文明進步的潮流。“四個全面”抓住了這個主要環節,把完善中國制度的目標具體化、實踐化,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題中之義,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一步堅持和發展的必由之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內在的包含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目標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都有內在地直接補齊制度短板、推動國家治理制度化現代化的重大舉措;全面從嚴治黨,涵蓋了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的內在要求。“四個全面”凝煉和升華了中國共產黨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的精華,圍繞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目標任務,順應時代潮流、把握現實需求,進行了完善中國制度的頂層設計,提出了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完善中國制度的新舉措和新方略,為黨和國家事業的長治久安提供了理論指導和實踐指南。

四、“四個全面”開啟了民族復興的新征程

中國道路、中國理論和中國制度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歷史發展道路普遍性和多樣性的理論,引導中國走上了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并且為落后國家的現代化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具有深遠的理論意義、現實意義和世界意義。

在民族復興道路上,我們取得了一系列歷史性成就。我國的經濟總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社會生產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綜合國力大幅增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輝前景已經十分清晰地展現在我們面前。當然,民族復興的征程不是一馬平川,而是充滿了艱難險阻。我們面臨的機遇前所未有,面臨的困難和挑戰也前所未有。在經濟領域,是發展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問題;在政治領域,是權力腐敗問題;在社會領域,是貧富差別問題;在意識形態領域,是“左”右思潮的干擾問題;在生態領域,則面臨環境惡化問題;在國際上,則是西方大國的遏制問題,等等。“四個全面”是在不斷解決問題和克服困難中提出來的。“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我們正面臨著許多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四個全面”要求我們知難而進,在實踐中不斷地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發揚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的精神,積極進取,大膽探索,一步一步地推進中國社會的進步、發展人民的福祉,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四個全面”的每一個“全面”,都在民族復興中起到關鍵作用,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實現民族復興的“關鍵一步”。只有實現了全面小康,才有可能實現民族復興。要確保到2020年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人民民主不斷擴大,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生態文明建設取得重大進展,為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奠定堅實的基礎。

全面深化改革是實現民族復興的“關鍵一招”。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的今天,也就沒有中國的明天。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為核心,全面推進經濟、政治、社會、生態、外交、國防和軍隊、黨的建設領域的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為民族復興提供強大的動力。

全面依法治國是實現民族復興的“關鍵一環”。法治是社會繁榮穩定的基石,是黨和國家執政興國的支撐。全面依法治國,就是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確保黨和國家的事業長治久安,為民族復興提供法治保障。

全面從嚴治黨是實現民族復興的“關鍵所在”。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最根本和最關鍵的就是堅持黨的領導不動搖。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形勢和艱巨繁重的國內任務,黨的建設面臨執政、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和外部環境“四大考驗”;黨內面臨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四大危險”。全面從嚴治黨,就是要落實從嚴治黨責任,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建黨緊密結合,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從嚴管理干部,持續深入改進作風,嚴明黨的紀律,發揮人民監督作用,深入把握從嚴治黨規律,實現黨的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命、自我提高,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為民族復興提供堅強的領導核心和鞏固的政治保證。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順應歷史潮流,緊扣時代脈搏,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了時間表、路線圖和任務書,為民族復興的宏偉大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提供了根本的保證。“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吹響了中國人民決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沖鋒號,吹響了中華民族向著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目標奮勇前進的進軍號。一個強大的、現代化的中國,即將在我們這個星球上出現。當然,前進的道路絕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進一步增強了我們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增強了我們克服前進道路上各種各樣困難的信心和決心。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研究”[15ZDA006]和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道路研究”[14AZD004]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蘇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朱炳元)

(責編:楊建輝 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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